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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ji8

Being towards death

Heed not to the tree-rustling and leaf-lashing rain, Why not stroll along, whistle and sing under its rein. Lighter and better suited than horses are straw sandals and a bamboo staff, Who's afraid? A palm-leaf plaited cape provides enough to misty weather in life sustain. A thorny spring breeze sobers up the spirit, I feel a slight chill, The setting sun over the mountain offers greetings still. Looking back over the bleak passage survived, The return in time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windswept rain or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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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华列车看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在现代社会的重现

7 月 2 日,一段视频引发了全网轰动。一位年轻人在列车因停运而闷热异常时,砸碎了车窗玻璃。不少围观群众并没有因此惊慌,反而出现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而工作人员则试图制止这一举动。直到列车到站,该男子被铁路公安带走。官方回应很快:车厢虽闷热,但「不构成应急破窗的紧急程度」。于是,在这起被归结为「不合规」的破窗行为之后,男子最终接受了批评教育,没有遭到拘留。

但是比起窗户破不破,我更想问的是,如果这都不算紧急,那什么才是?我发现我们身处的很多社会事件都像是一个奇怪的套娃。表面上没人刻意作恶,甚至每个人都在按规定行事,但事情的走向却总是令人毛骨悚然。

它令人想起 60 年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写下的那句话:恶,并不总是以魔鬼的形象出现;它可以是穿着整洁制服的普通人,只是在执行命令。这就是她的著名理论「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

放到这则新闻的语境中,如果一个人只是按照规定做事,而这份规定让他无视了一个闷热环境下乘客真实的焦躁与困顿,那他是否也参与了一种「平庸之恶」呢?

非恶之人,也可以作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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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阿伦特受《纽约客》之邀前往耶路撒冷,负责报导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 (Adolph Eichmann) 的审判。艾希曼是纳粹 “最终解决方案” 的直接执行者,负责调度成千上万犹太人进入集中营,走向毒气室。他时任纳粹德国官场的中层齿轮,是处于指挥官与行刑者之间的、整个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令阿伦特震惊的是,审判中艾希曼所展现出的模样,并不像一个嗜血的恶魔。他彬彬有礼,话语单调乏味,看上去更像是某个平日里准点上下班、照章办事的公务员。阿伦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个人不是疯狂的种族主义者,也没有心理异常,他只是 “正常” 得令人发指。在审判后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报告中,阿伦特写下了她著名的论断:平庸之恶中的恶,不是 “恶意” 的 “恶”,它源于思考的匮乏。她认为这才是最危险的部分:“艾希曼本性非恶,只是浅薄而无能愚蠢,是个随波逐流者”。他不是魔鬼,只需要放弃站在他人立场思考的能力,然后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执行系统伦理的齿轮就行。

在阿伦特的论述中,艾希曼让我想起了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的主角。他意外杀死了一个陌生人,但之后却毫无悔意。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案目的和明显的犯罪动机,这个罪行就是这么 “发生” 了。同样的,艾希曼也并不认为他有错,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的好好先生。在他看来,他只是确保了运输系统的高效运行,只不过运输的是活生生的人罢了。

正是这种想象力与共情能力的钝化,才让艾希曼成为了历史上最冷漠的刽子手之一。这与金华列车事件中某些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是否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没有高声呵斥、没有暴力,只是尽职尽责、照章办事,劝说乘客等到下一站,维持现场秩序。在这场官僚和生理极限的拉锯中,他们未必抱有恶意,但也并不无辜。

平庸之恶的真正面目#

回到今天的列车破窗事件。那个砸玻璃的小伙子也许是鲁莽了一些,但他也确实给车厢通了风。他可能错了,但他不是 “恶” 的。可问题是,那些按章法办事的人,又是否真的站在人的位置上思考了当时的状况?闷热与焦躁地等待,以及那些恐慌的情绪,是否也应该被视作 “紧急” 的一部分呢?

艾希曼的审判告诉我们,当没有人愿意负责,一切责任就会落在 “流程” 头上。就像我们熟悉的上述场景。当我们问工作人员 “能不能开个窗”?对方会答 “程序不允许”。你发现他没有恶意,他只是拿着标准作业流程(SOP)一字一句地执行上级指示。如果你情绪激动一点,他还会说 “我理解你的不容易,但我也没办法”...... 你会很想问:那我们到底该跟谁反映?谁是这个体系里还能判断和思考的人?

答案可能是没有。因为系统已经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运转。越是这类让人感到窒息的事件,越不容易抓出真正的 “坏人”。因为每个人都只做了一点点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没做什么大的错事。正是这些微小的、断裂的责任链条,拼凑出了最终的僵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引起了那么多争议,因为它指向的并不是那些躲在黑暗里摩拳擦掌的 “坏人”,而是每一个看上去没做错什么的普通人。当他们选择视而不见,机械执行指令时,他们虽然不是恶人,但也成了恶的载体。

思考,才是对抗的起点#

最后,阿伦特在晚年其实也很困惑。她在早期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把纳粹比作「地狱的化身」:集中营是现代人类史上最深的黑洞,它不仅杀人,更试图杀死人性。她在当时还坚信着,纳粹的恶,是彻头彻尾的、毫无争议的「根本之恶」。而在看到艾希曼本人之后,阿伦特却转向了「平庸」的概念。她在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中陷入了思考者的困境。

列车砸窗事件当然不是纳粹,也远远没有触碰到极权的边界。但阿伦特的理论转变仍然有意义:现代社会把人训练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分工明确,而当每个人都在循规蹈矩时,真正的责任就被悄悄稀释掉了。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喊打喊杀的恶,更常见的,是那些写在流程里的恶,藏在冷漠背后的恶,还有披着中性词汇行走的恶。而对抗它的方法,永远是多想一点,再多想一点,站在他者的位置上,哪怕只有 3 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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