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10 月份時的另外一個新聞：美東時間 10 月 1 日凌晨起，美國港口工人發起了半個世紀以來規模最大的罷工事件。這場罷工不僅讓我們關注到了工人階級的力量，更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美國這樣一個工人擁有槍支、輿論多元，自稱自由民主的國家，為什麼工人階級手裡有家伙卻沒有去推翻資本主義，或者選擇極端方式去報復社會。這背後隱藏著哪些社會機制和歷史原因？
美國的制度也不是完美的，但是他們面對一些問題時的方法卻值得借鑒。所以這裡不抬杠，只分析問題。
歷史上 1919 年 9 月 1 日美共正式成立，第三國際對此充滿了期待。他們曾樂觀地認為，美帝國主義的滅亡指日可待。
為什麼第三國際如此自信？因為美國擁有龐大的工人階級，工人手中有武器，而且美國的思想宣傳並不受到限制。而第三國際擅長的恰恰就是通過武裝力量和思想宣傳並行的方式，因此他們自然而然認為美國將迅速步沙俄的後塵。然而，事情並未按照預想的方向發展。
美國的工人階級對第三國際所宣揚的革命理論並不感興趣。第三國際在總結經驗教訓時認為，上世紀 20 年代的美國正值 “咆哮的二十年代”，即柯立芝繁榮時期。彼時，一個普通的藍領工人不僅能住別墅、開小汽車，家裡還配備了齊全的家用電器。如果想要加薪，只需與工會合作即可。而且美國工人們在週末還會開車帶家人去度假，根本沒有心思推翻自己的美好生活。
時間來到 1929 年，美國爆發了大蕭條，第三國際認為這無疑是天賜良機。然而，美共試圖奪取工會指揮權的行為卻遭到了美國工人階級的強烈反對。第三國際不得不面對這樣尷尬的現實：儘管美國工人手中有槍，但他們依然不會選擇推翻資本主義。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社會階層較為開放。不少自媒體大 V 喜歡嘲諷美國存在貧富差距。沒錯，美國的確存在顯著的貧富差距，這是事實，但並不代表真相。真實的情況是，美國的貧富階層並非固化的，階層之間仍然有較大的流動性。每天都有無數企業倒閉破產，同時許多 “窮小子” 也通過奮鬥實現了他們的美國夢。例如，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的父親邁克爾・布林，曾是蘇聯計劃委員會的一名數據處理員。美國人不相信平均主義，因為他們認為平均主義會導致奴役。他們只信奉機會平等，因為只有機會平等，才能通過勤奮獲得成功。正因如此，大多數美國人更傾向於追求個人奮鬥，而不是通過革命來改變制度。
第二，工會的作用。美國的工會並不只是逢年過節發點勞保用品的擺設，當然，美國工會的某些手段是否符合經濟規律是另一個問題。美國工人的高工資和高福利，一方面得益於經濟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也離不開工會的集體談判。2024 年前 8 個月，美國航運業的利潤增長了 280%，從 2020 年到 2023 年全球航運行業的利潤總額超過了 4000 億美元。因此，美國港口工人要求加薪的訴求是符合市場規律的，自然得到了工會的支持。既然通過談判就可以達成目標，為什麼還要推翻資本主義？難道換一種主義美國工人的收入就會提高嗎？其他國家的經驗已經告訴美國工人，這種想法非常不現實。
第三，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最容易引發革命的社會結構是 “哑鈴型”—— 兩端大，中間小。特權階層和底層民眾之間的對立是革命的溫床。然而美國社會一直呈現 “橄欖球型” 結構：兩端小，中間大。中產階級佔據了社會的主體，雖然他們也有不滿之處，但並未淪落到需要用一杆槍來改變現狀的地步。因此，龐大的中產階級成為了美國社會的壓艙石。任何變革或改革，如果得不到中產階級的支持，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第四，深植人心的自由精神。二戰之後，西歐工人階級在全民普選中佔據了壓倒性優勢，推動左派長期執政，並通過限制資本，極大地改善了工人待遇，形成了如今的高福利體系。然而，美國的左派信奉傑斐遜的自由主義思想。他們雖然支持民主，但更加推崇自由。自由精神在美國深入人心。美國人可以反對資本主義，甚至可以反對私有財產制度，但他們不會反對自由、寬容和法治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此外，美國的宗教信仰與自由精神相結合，基督教成為其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石。因此，美國的工人階級更傾向於維護傳統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比如，美國著名的紅脖子們寧願相信特朗普，也不願參與革命。
第五，完善的糾錯機制。美國人可以通過選舉、立法等合法途徑推動社會變革，甚至可以支持像羅斯福新政那樣的大規模改革。工人階級擁有參與立法和改革的權利，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他們自然會珍惜這些權利。同時由於輿論空間相對自由，各種組織和派別可以公開討論和辯論。工人階級有足夠的渠道去了解不同的觀點，並進行比較。誰在夸夸其談，誰在切實解決問題，一目了然。正如傑斐遜所說：“只要人們可以自由反駁，一切謬誤都不足為懼。”
第六，強大的地方自治。美國聯邦政府只負責與國家整體利益相關的事務，如國防和外交，不會干涉公民的日常生活。各州政府則負責與民眾息息相關的事務，如民法、治安等。美國的國父們認為，經濟活力和人民自由源自強有力的地方自治傳統。
同時，美國的實用主義精神也使得他們更注重實踐而非理論，他們更看重理論的實際效果。因此，美國允許各種社會組織和生活方式的試驗，比如著名的歐文公社，比蘇聯的類似試驗早了一百年，但最終遺憾地失敗了。100 多年前兩位導師最喜歡的國家就是美國，他們認為在人類文明中最有希望最有條件推翻資本主義的就是美國。只是令他們沒想到的是，不知是哪里出了錯，最先推翻資本主義的卻是他們最看不起的沙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