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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ji8

Being towards death

Heed not to the tree-rustling and leaf-lashing rain, Why not stroll along, whistle and sing under its rein. Lighter and better suited than horses are straw sandals and a bamboo staff, Who's afraid? A palm-leaf plaited cape provides enough to misty weather in life sustain. A thorny spring breeze sobers up the spirit, I feel a slight chill, The setting sun over the mountain offers greetings still. Looking back over the bleak passage survived, The return in time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windswept rain or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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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邪惡到什麼程度?你來看看“被懲罰民族”都遭遇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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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們所犯下的罪惡,都羅列出來給大家看。剔除他們對本族人民犯下的罪惡,剔除戰爭行為,剔除眼下他們正在對烏克蘭平民犯下的罪惡。
我們只算在歷史上,他們對其統治下的外族,所犯下的罪惡。
1、1900 年,海蘭泡 / 江東六十四屯,俄羅斯對當地原住民實行大屠殺,7000 多人遇難,其中大部分是中國人。剩下的居民,全部都被驅趕出家園,他們逃亡到黑龍江南岸。雖然慘遭屠殺,痛失家園,但和下面那些民族相比,他們仍然算得上是萬分幸運了。

2、1927-1932 年,白俄羅斯 / 烏克蘭,蘇聯發動 “消滅富農” 和 “農業集體化” 運動。50 萬白俄羅斯和 150 萬烏克蘭富農,被剝奪一切,強行逐出家園,一部分被驅趕到烏拉爾及西伯利亞,去從事 “社會主義工業建設”。他們和他們的後代,再也沒有回到故鄉了。出生於西伯利亞的著名網球明星莎拉波娃,就是白俄羅斯難民的後代。這些富農中的另一部分,被流放到中亞地區去 “從事農牧業生產”,他們的命運更悲慘,在饑寒交迫中自生自滅,幾年時間基本上都消亡殆盡。

3、1932-33 年,烏克蘭,因為強制推行 “集體化農業”,造成大面積歉收,然後蘇聯就地掠奪性強徵糧食,結果導致素有 “歐洲糧倉” 之稱的烏克蘭發生全境大饑荒,至少 360 萬人餓死,另一說是 700 萬。在此期間,為了鎮壓反抗的饑民,再次流放 20 萬烏克蘭農民到中亞,主要在哈薩克斯坦。

4、1934-37 年,遠東地區,蘇聯強迫已經定居在此地至少兩代人的朝鮮族群遷移到中亞。20 萬人,連同老人和孩子,舉家被分散流放到中亞苦寒之地,20%的受害者沒能熬過第一個冬天。

5、1937-38 年,伏爾加河中游地區,蘇聯強迫在此居住了一百多年的德裔居民遷居中亞荒原。80 萬人被連根拔起。50%死於隨後饑寒交迫的五年中。這之後,還有幾次大批流放,總人數超過 120 萬。

6、1944 年,車臣,40 萬車臣人被徒步流放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哈薩克斯坦,僅僅死於途中的婦孺老弱,就高達 15 萬人。1957 年允許他們返回故鄉時,只有 20 萬幸存者踏上歸程。而他們原來在故鄉的家園,已經被俄羅斯移民侵占。回來的難民們,只好在異地白手重建新家園。
被蘇聯流放到中亞和西伯利亞的各族人民實在太多了,寫不完,根本寫不完。

我這裡就直接摘引東歐問題學者金雁女士的文章《新帝國綜合症:後蘇聯民族問題的症結》:

1943 年 12 月從高加索完全遷走卡拉恰伊人、卡爾梅克人,1944 年 2 月遷走印古什人和車臣人,3 月遷走巴爾喀人,5 月克里米亞鞑靼人被遷走,6 月克里米亞的希臘人被從自己的家園趕了出去,11 月格魯吉亞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遷移。這些民族的流放地,全部都是人煙稀少的中亞荒原,主要在哈薩克斯坦。

到 1953 年斯大林逝世的時候,身份被劃定為所謂的 “特殊定居者” 的遷移人數為二百七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其中一百二十萬日耳曼人、三十一萬六千車臣人、八萬四千印古什人、十六萬五千鞑靼人、十萬立陶宛人、八萬一千卡爾梅克人、六萬三千卡拉恰伊人、五萬兩千希臘人、五萬梅斯赫特突厥人、四萬五千摩爾達維亞人、四萬列托人、兩萬愛沙尼亞人。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被監禁和槍斃的人數,也不包括凍餓病死的死亡人數。

如果再算上被槍斃和凍餓病死的人數,把上面的官方統計數量再翻一陪,也只少不多。其實,還有大量早期被流放的民族沒有統計在內,比如我前面說到的朝鮮族高麗人,他們更悲慘,都不被承認是流放者,他們原有的民族身份直接被抹煞。

這些 “被懲罰民族” 的民族政權同時被撤銷,所謂的 “少數民族自治實體” 是沒有任何權利可言的。受壓制的各民族被迫經受了極度的身心創傷 —— 屈辱與喪失集體尊嚴,成為被摧毀民族和無法律地位的 “双重少數者”,它們的領土分給其他共和國或者建立新的行政單位。

在被安置地,這些人被剝奪了基本公民權,受到種種嚴格的限制,他們只能居住在劃定的 “特殊居住區” 內,在居住地四邊設置了路障、崗哨,移民不能隨便出入,每月要到當地內務部門特別局登記,共產黨員要由武警押送參加黨的會議,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開設學校、發行書籍和報刊。像日耳曼人原來有五所高校、四百所中小學,而遷入地沒有一所學校;克里米亞鞑靼人原來有九種報紙、三種雜誌、一所科學院和一個民族劇院。強迫俄語教育使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降低。

上面摘引的這段金雁女士的敘述,強調了赤俄摧毀其他民族文化的鐵腕。的確,他們的暴行成效顯著。留在當地的幸存者後代,基本都喪失了本民族的自我認知,成了 “中亞孤兒”。遙遠的故國再也回不去了,當地是他們無可奈何的唯一家園,但他們在原住民眼中,卻依舊是地地道道的外人。而他們只會說仇人的語言 —— 俄語,這又時時刻刻在提醒世人,俄羅斯人曾施加於他們先人巨大的屈辱和災難。人類歷史上,對異族實施這樣大規模的種族滅絕行徑,還有誰比得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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