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说：“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皇帝乾刚独断，以一人治天下，朝廷上下阿谀奉承，将所有诏旨无论对错皆奉为 “金玉良言”，无一反对驳斥，无一人提出不同意见，势必陷万民百姓于深患之境，这是亡国之政。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皇帝李世民何出此言呢？既然是专制集权，何以还得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不能独裁 “顺一人之颜情” 呢？其实，“专制” 与 “独裁” 还是有区别的。
- 专制是政权的把控，不能落旁人之手；
- 独裁是权力不受约束，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
专制是体制问题，独裁是机制问题，专制体制君王并不一定要独裁，独裁君王一定是专制体制，既专制又独裁，那就是 “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 的极权暴君。
专制皇帝也很清楚 “独裁” 并不是那么可靠，明智的皇帝也会对 “不同的声音” 加以尊重与重视，以免自己 “一人专政” 考虑不周而犯下大错，进而殃及皇位。也只有能听得进批评意见的皇帝，才能更长久地巩固专制皇权。
所以，就算是极力主张君主专制独裁的韩非也认为，君王必须是 “以国视为视”“以国听为听”。智者李世民就开创了 “封驳制度” 来提醒与约束皇帝的独裁，进而发展为专制王朝一项特有的行政机制。
封驳制度#
何谓 “封驳” 呢？即为 “封还诏书、驳正违失”，大臣对皇帝的 “圣旨” 进行审查，如发现有不符合规定之处，就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可以驳回去要求重拟。在这套政务运转机制之下，皇帝诏书必须经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查通过并签字副署同意后，才能生效。
当然，李世民本是一位不愿受法律约束的专制主义君王，他也未必完全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民主。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大唐专制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本人却主动提出了 “封驳”，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谨慎为政、接受批评的意识，从而避免专制皇权执政犯下大错。
李世民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设置中书、门下两省是为了相互 “检察”，中书起草诏敕 “或有差失”，门下应当 “驳正”。各人见解 “互有不同” 反复磋商，是为了 “务求至当”。
但在制度执行过程中，中书、门下相互 “检察” 却流于形式，李世民于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诏敕有不妥当处，都应讨论，现在却只看到照办 “顺从”，听不到不同意见，这样 “行文书”，谁都可以做，要你们还有什么用呢？
李世民以隋仅有的二帝为鉴，他说:“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炀帝杨广 “愎谏自贤”，虞世基 “阿谀顺旨”，结果炀帝被弑，虞世基身亡，“诏事炀帝以保富贵” 的群臣也落了空。
所以，隋炀帝那样 “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 是 “亡国之政”。而文帝杨坚 “事皆自决，不任群臣”“不明而喜察”，也不足取。皇帝日理万机，即使 “劳神苦形” 也不会事事处理得好。何况，“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
皇帝不信任群臣，群臣一切都按旨意办，即使皇帝的主张错了，也 “莫敢谏争”，这便是隋二世而亡的原因。“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天下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朝政千头万绪，一个人怎么能事必躬亲，全部抓在手上呢？在李世民看来，必须要放权，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尤其是要依靠宰相进行决策，才能把事情做好。“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怎么能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身上呢？
作出的正确决策固然很好，可那些错误的决策只能让百姓去承担代价，日积月累，终将酿成大错。“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皇帝在保留最终决定权之下，把政务交给宰相带领百官去打理，坚持依法理政，依法治国，明镜高悬，还有谁敢胡作非为呢？
“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李世明要求各部门接到诏敕圣旨，若发现于法不合、于事不便之处，必须及时提出修改意见，不能简单地直接下发执行。
杨坚杨广父子的共同缺憾就是不重视纳谏和进谏，李世民要汲取这个教训。所以，就出现了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魏征为首的言官谏臣确实敢于对李世民提出不同意见，有时君臣之间几乎是当面辩驳和顶撞，而李世民最终也接纳了一些不同意见。
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 “不解佩刀入东上阁”，触刑，尚书右仆射封德彝 “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人，罚铜二十斤”。李世民同意此判。而大理少卿戴胄反驳说:“校尉不觉与无忌带人，同为误耳。” 为什么一个处以死刑，一个罚铜呢？
李世民只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 在戴胄的坚持下，校尉得以免死。从专制皇帝嘴里说出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确实难得。
其实，对皇帝的进谏与监察古来有之，负责监督与上谏的言官制度源远流长，从舜帝、商汤王、周文王、春秋、秦汉，至唐宋明清，都有言官的设置，也不乏 “逆鳞” 之诤臣，对防止国家政策走入歧途、保证朝政平衡起到了巨大作用。
以唐 “封驳制度” 而言，凡 “纳谏进谏” 制度得以执行，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心归附，皇权帝位与王朝国家皆都稳如磐石。太宗贞观、玄宗开元、宪宗元和前期皆都如此，王朝事业风生水起、高歌猛进。
但到后来，武则天将诤臣刘祎之 “赐死于家”，“封驳” 终究没有制约到专制皇权的野心，“纳谏进谏” 制度被破坏，皇帝乾刚独断，以一人治天下，政治昏聩、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王朝事业从繁荣走向衰落，皇权帝位岌岌可危。玄宗天宝年间、德宗时期、宪宗元和后期皆是印证。
如果皇帝身边没几个 “谏臣”“诤臣” 在你耳边说些个 “不中听” 的话让你保持清醒，满朝却尽是 “皇上圣明”“吾皇万岁” 奉迎 “淫歌” 让你昏聩，那这个皇上离倒台也就不远了。更而甚者，习惯了听好话的皇帝把 “谏臣”“诤臣” 统统杀掉，那就正合了那些成天说你 “圣明”“万岁” 谄媚奸臣之用意，不要说 “万岁” 了，他们很快就会陷你于死地，亡国也便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