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說：“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 皇帝乾剛獨斷，以一人治天下，朝廷上下阿諛奉承，將所有詔旨無論對錯皆奉為 “金玉良言”，無一反對駁斥，無一人提出不同意見，勢必陷萬民百姓於深患之境，這是亡國之政。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下的皇帝李世民何出此言呢？既然是專制集權，何以還得要聽取別人的意見而不能獨裁 “順一人之顏情” 呢？其實，“專制” 與 “獨裁” 還是有區別的。
- 專制是政權的把控，不能落旁人之手；
- 獨裁是權力不受約束，憑自己的意志獨斷獨行。
專制是體制問題，獨裁是機制問題，專制體制君王並不一定要獨裁，獨裁君王一定是專制體制，既專制又獨裁，那就是 “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 的極權暴君。
專制皇帝也很清楚 “獨裁” 並不是那麼可靠，明智的皇帝也會對 “不同的聲音” 加以尊重與重視，以免自己 “一人專政” 考慮不周而犯下大錯，進而殃及皇位。也只有能聽得進批評意見的皇帝，才能更長久地鞏固專制皇權。
所以，就算是極力主張君主專制獨裁的韓非也認為，君王必須是 “以國視為視”“以國聽為聽”。智者李世民就開創了 “封駁制度” 來提醒與約束皇帝的獨裁，進而發展為專制王朝一項特有的行政機制。
封駁制度#
何謂 “封駁” 呢？即為 “封還詔書、駁正違失”，大臣對皇帝的 “聖旨” 進行審查，如發現有不符合規定之處，就提出修改意見甚至可以駁回去要求重擬。在這套政務運轉機制之下，皇帝詔書必須經中書省起草，門下省審查通過並簽字副署同意後，才能生效。
當然，李世民本是一位不願受法律約束的專制主義君王，他也未必完全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民主。難能可貴的是，這位大唐專制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本人卻主動提出了 “封駁”，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保持了謹慎為政、接受批評的意識，從而避免專制皇權執政犯下大錯。
李世民曾對黃門侍郎王珪說，設置中書、門下兩省是為了相互 “檢察”，中書起草詔敕 “或有差失”，門下應當 “駁正”。各人見解 “互有不同” 反復磋商，是為了 “務求至當”。
但在制度執行過程中，中書、門下相互 “檢察” 卻流於形式，李世民於是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詔敕有不妥當處，都應討論，現在卻只看到照辦 “順從”，聽不到不同意見，這樣 “行文書”，誰都可以做，要你們還有什麼用呢？
李世民以隋僅有的二帝為鑑，他說：“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炀帝楊廣 “愎諫自賢”，虞世基 “阿諛順旨”，結果炀帝被弑，虞世基身亡，“詔事炀帝以保富貴” 的群臣也落了空。
所以，隋炀帝那樣 “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 是 “亡國之政”。而文帝楊堅 “事皆自決，不任群臣”“不明而喜察”，也不足取。皇帝日理萬機，即使 “勞神苦形” 也不會事事處理得好。何況，“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
皇帝不信任群臣，群臣一切都按旨意辦，即使皇帝的主張錯了，也 “莫敢諫爭”，這便是隋二世而亡的原因。“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劃，於事穩便，方可奏行。”
天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朝政千頭萬緒，一個人怎麼能事必躬親，全部抓在手上呢？在李世民看來，必須要放權，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尤其是要依靠宰相進行決策，才能把事情做好。“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 怎麼能把所有權力都集中到皇帝一個人身上呢？
作出的正確決策固然很好，可那些錯誤的決策只能讓百姓去承擔代價，日積月累，終將釀成大錯。“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 皇帝在保留最終決定權之下，把政務交給宰相帶領百官去打理，堅持依法理政，依法治國，明鏡高懸，還有誰敢胡作非為呢？
“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李世明要求各部門接到詔敕聖旨，若發現於法不合、於事不便之處，必須及時提出修改意見，不能簡單地直接下發執行。
楊堅楊廣父子的共同缺憾就是不重視納諫和進諫，李世民要汲取這個教訓。所以，就出現了敢於犯顏直諫的魏徵，魏徵為首的言官諫臣確實敢於對李世民提出不同意見，有時君臣之間幾乎是當面辯駁和頂撞，而李世民最終也接納了一些不同意見。
吏部尚書長孫無忌曾 “不解佩刀入東上閣”，觸刑，尚書右僕射封德彝 “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人，罰銅二十斤”。李世民同意此判。而大理少卿戴胄反駁說：“校尉不覺與無忌帶人，同為誤耳。” 為什麼一個處以死刑，一個罰銅呢？
李世民只得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 在戴胄的堅持下，校尉得以免死。從專制皇帝嘴裡說出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確實難得。
其實，對皇帝的進諫與監察古來有之，負責監督與上諫的言官制度源遠流長，從舜帝、商湯王、周文王、春秋、秦漢，至唐宋明清，都有言官的設置，也不乏 “逆鱗” 之諍臣，對防止國家政策走入歧途、保證朝政平衡起到了巨大作用。
以唐 “封駁制度” 而言，凡 “納諫進諫” 制度得以執行，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民心歸附，皇權帝位與王朝國家皆都穩如磐石。太宗貞觀、玄宗開元、憲宗元和前期皆都如此，王朝事業風生水起、高歌猛進。
但到後來，武則天將諍臣劉祎之 “賜死於家”，“封駁” 終究沒有制約到專制皇權的野心，“納諫進諫” 制度被破壞，皇帝乾剛獨斷，以一人治天下，政治昏聵、社會動盪、民生凋敝，王朝事業從繁榮走向衰落，皇權帝位岌岌可危。玄宗天寶年間、德宗時期、憲宗元和後期皆是印證。
如果皇帝身邊沒幾個 “諫臣”“諍臣” 在你耳邊說些個 “不中聽” 的話讓你保持清醒，滿朝卻盡是 “皇上聖明”“吾皇萬歲” 奉迎 “淫歌” 讓你昏聵，那這個皇上離倒台也就不遠了。更而甚者，習慣了聽好話的皇帝把 “諫臣”“諍臣” 統統殺掉，那就正合了那些成天說你 “聖明”“萬歲” 諂媚奸臣之用意，不要說 “萬歲” 了，他們很快就會陷你於死地，亡國也便順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