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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杜蘭特所寫的《世界文明史》
維爾・杜蘭特說：如果文明傳播的過程被打斷一個世紀以上，文明就會死亡，我們又會重新變成野蠻人。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歷史並不總是進步，它也經常開倒車。歷史上許多文明的崩潰也絕不是一夕之間完成，大廈將傾之時，必有種種徵兆。
徵兆一：
集體性的自大與狂熱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歷史上太多的案例證明了這一點。無論是一戰前的沙皇俄國，還是向十一國開戰的大清國，無論是二戰前的希特勒，還是二戰中的東條英機，自大與狂熱是他們共同的特點，崩潰與滅亡也是他們共同的命運。這也是為什麼在 “七宗罪” 中，傲慢之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行。因為，傲慢是人類墮落的開始。所以杜蘭特認為，人類歷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間，我們首先要學會的就是謙遜。
徵兆二：
競爭與選擇逐漸消失杜蘭特說，“生命即是競爭，生命即是選擇”。我們受進化過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法則的考驗。競爭與選擇，伴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整個過程，是確保文明推陳出新的一大動力之一。然而在某些地區，人們卻用體制安排代替了競爭，規定某些人可以上學，某些人不能上學，某些人可以經商，某些人只配消費...... 這讓人們失去了選擇的自由，更讓整個社會失去活力，文明陷入停滯，甚至倒退。
徵兆三：
以鬥爭和封閉代替合作杜蘭特說：“文明是合作的產物，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對此有所貢獻。” 區別只在於貢獻多少而已。有的地區社會總是很開放，合作總是很普遍，他們社會進步就會比較快，對文明的貢獻自然也更多。有的地區則相反，社會總是很封閉，彼此之間更缺乏合作，取而代之的是無所不在的鬥爭和傾軋，拒絕向外界學習，抵制所有外來的東西。這樣 “閉門造車” 的地方，文明注定 “水土不服”，如果 “土壤” 本身不改變，很難有什麼實質性的發展。
徵兆四：
精神和道德水平集體衰退歷史本身之所以能大體上不斷重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天性像地質改變那樣緩慢，一代又一代人過去，國民的性格卻並沒有多大改變。無論怎樣改朝換代，導致上一次社會崩潰的人性因素，往往也能導致下一次社會崩潰。杜蘭特說：“社會的基礎，不在於人的理想，而在於人性。人性的構成可以改寫國家的構成。” 如果一個國家國民整體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持續處於衰退之中，那麼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也必然會倒退。
徵兆五：
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杜蘭特說：“社會進化，是習慣與創新相互作用的過程。那些抗拒改變的保守派，與提出改變的激進派具有同等價值 —— 甚至可能更有價值，因為根須深厚比枝葉繁茂更加重要。” 可惜的是，人類歷史上卻一次次陷入狂熱的激進主義之中。“法國大革命” 就是最鮮明的例子。為了追求所謂的 “博愛、平等與自由”，法國人砸爛了一切傳統，最終換來的卻是長期的動亂不安。這種思潮還傳遍了全世界，遺毒至今。
徵兆六：
用暴力手段平均財富杜蘭特說：“財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緩解。” 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不同的財富再分配方式，會對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借助於法律的、和平的財富再分配方式，對文明的傷害有限。但採取暴力手段 “殺富濟貧”“平均財富” 的行為，歷史上並不罕見，在某些地區還會反覆上演。當任何追求財富的行為都變成一種犯罪時，人們就會掉進集體貧窮的陷阱，實現奴役式的平等。
徵兆七：
強制推行烏托邦主義烏托邦主義通常向人們許諾最美好的未來：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會…… 後世的人們常常相信，烏托邦主義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是 “資本主義缺陷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然而杜蘭特卻以雄辯的史實證明：烏托邦的衝動，一直深埋於古往今來的人性之中，因此它會永遠伴隨著人類社會。而那些為了實現 “人間天國” 的理想，強制推行 “烏托邦” 的行為，不過是把所有人當成社會實驗的 “小白鼠”，帶來的也只有匱乏、混亂、腐敗和大屠殺…… 如果失去文明，我們必定重返野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