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高密东北乡，有一句老话：“种地的不敬官，饿死也不攀高门。” 这话粗，理却不糙。我小时候常听爷爷讲，他说当官的，不过是替百姓管事的差役，如今倒好，人人都削尖了脑袋往衙门里钻，仿佛一穿官服，骨头就轻了，灵魂就香了。
我是个写小说的，不善说大道理，但眼见得这些年，乡里村里的后生，头等志向不是学手艺、不是种田、不是做买卖，而是考 “公”。每逢放榜时节，谁家孩子 “上岸” 了，锣鼓喧天，鞭炮炸得狗都跳墙，比娶媳妇还热闹。可谁家孩子考上农学院、考上技校，反倒悄无声息，仿佛败了门楣。这世道，是不是颠倒了？
一个健康的社会，永远不应该让当官成为最上等的职业。这话听着刺耳，却是我这些年蹲在田埂上、坐在灶台边，看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慢慢咂摸出来的。
官，本是公仆。古时候叫 “父母官”，那是百姓盼着他能像父母疼孩子一样疼百姓。可如今呢？官成了 “爷”，百姓反倒成了 “伺候的”。我回乡时常见到，村长家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送礼的、攀亲的、求办事的，排成长队，像赶集。可谁家修条水渠、谁家孩子上学缺钱，反倒没人管。官威大了，民心就小了。
更可怕的是，人人以当官为荣，以无官为耻。大学生毕业，宁可在家啃老，也要等 “公考”；研究生读完，不进实验室、不下车间，一心只想进机关。我见过一个孩子，学的是生物工程，成绩优异，导师劝他留校搞研究，他摇头：“搞研究有什么用？十年八年也评不上职称，不如考个科员，至少有编制。” 这话让我心惊。一个国家的未来，难道要靠编制养活？科学、艺术、农业、手艺，这些真正养活人的行当，反倒成了 “次等选择”？
我想起我年轻时，在棉花加工厂扛包。那会儿，工人们虽苦，但腰杆是直的。我们常说：“咱不靠谁赏饭吃，靠力气吃饭。” 可现在呢？年轻人见面，不问你做什么，先问：“你有编制吗？” 仿佛没编制，人生就低人一等。这哪是社会进步？这是灵魂的矮化。
官，当然重要。治国理政，需要能人。但一个社会若把官职捧到神坛上，那就危险了。就像我们村的老黄牛，原本是犁地的主力，可一旦全村人都围着它转，给它戴红花、喂精料，它反倒不耕地了，整天昂着头在村里遛弯，等着人来拍马屁。牛尚且如此，何况人？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权力像酒，喝一口提神，喝多了就醉，醉了就疯。当官的若被捧得太高，离地太远，就会忘了自己是谁。他不再听见庄稼拔节的声音，不再闻到粪肥的气味，不再知道一个农民为交不起学费而彻夜难眠。他坐在空调房里，批着文件，以为天下太平，实则民怨已如野火，只差一阵风。
更可怕的是，当 “当官” 成了唯一体面的出路，腐败的土壤就肥沃了。人人都想当官，官位就成了稀缺资源，稀缺资源就有人买卖。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暗箱操作，裙带关系，像野草一样疯长。我听说有的地方，一个基层岗位，几百人报名，其中多少是真想为人民服务？又有多少是冲着那点权力和油水去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是百花齐放的。有人爱种地，就让他当农民，种出金灿灿的麦子；有人爱教书，就让他当老师，点亮孩子的眼睛；有人爱修机器，就让他当技工，拧紧时代的螺丝；有人爱写小说，就让他当作家，讲讲人心的曲折。官，只是其中一种职业，不该是唯一的灯塔。
我们高密有个老铁匠，姓孙，一辈子没当过官，连县里的农具比赛都拿过奖。可村里人提起他，无不竖大拇指。他打的锄头结实，镰刀锋利，连县里的农具比赛都拿过奖。他常说：“我打铁，不为升官发财，只为对得起这把锤子。” 这话朴素，却比多少官话都真。
可如今，这样的孙铁匠越来越少了。年轻人都不愿学手艺，嫌脏嫌累，嫌 “没前途”。他们宁愿在办公室里抄抄写写，也不愿在车间里挥汗如雨。社会评价体系变了，劳动不再光荣，权力才叫体面。
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不再以当官为梦想，而是说：“我长大要当个好医生，救更多人”；“我要当个科学家，让庄稼长得更好”；“我要当个厨师，做出让人幸福的饭菜”—— 那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
官，可以尊敬，但不必膜拜。权力，可以使用，但不可迷恋。一个社会的尊严，不在于有多少人当官，而在于有多少人安心做自己热爱的事，并因此受到尊重。
我写小说，从不避讳写官。我写过清官，也写过贪官；写过为民请命的，也写过鱼肉百姓的。但我始终相信，官，是人做的，不是神。他可以犯错，可以被监督，可以被批评。一个不敢批评官员的社会，才是病态的。
所以，别再把当官捧上天了。让我们重新尊重那些默默耕耘的人：种地的、教书的、修路的、扫街的、开饭馆的、写剧本的…… 他们或许没有权力，但他们让这个社会真正运转起来。
一个健康的社会，永远不应该让当官成为最上等的职业。
它应当让每一种诚实的劳动，都闪闪发光。
—— 莫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