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高密東北鄉，有一句老話：“種地的不敬官，餓死也不攀高門。” 這話粗，理卻不糙。我小時候常聽爺爺講，他說當官的，不過是替百姓管事的差役，如今倒好，人人都削尖了腦袋往衙門裡鑽，仿佛一穿官服，骨頭就輕了，靈魂就香了。
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不善說大道理，但眼見得這些年，鄉里村里的後生，頭等志向不是學手藝、不是種田、不是做買賣，而是考 “公”。每逢放榜時節，誰家孩子 “上岸” 了，鑼鼓喧天，鞭炮炸得狗都跳牆，比娶媳婦還熱鬧。可誰家孩子考上農學院、考上技校，反倒悄無聲息，仿佛敗了門楣。這世道，是不是顛倒了？
一個健康的社會，永遠不應該讓當官成為最上等的職業。這話聽著刺耳，卻是我這些年蹲在田埂上、坐在灶台邊，看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慢慢咂摸出來的。
官，本是公僕。古時候叫 “父母官”，那是百姓盼著他能像父母疼孩子一樣疼百姓。可如今呢？官成了 “爺”，百姓反倒成了 “伺候的”。我回鄉時常見到，村長家的門檻都快被踏平了，送禮的、攀親的、求辦事的，排成長隊，像趕集。可誰家修條水渠、誰家孩子上學缺錢，反倒沒人管。官威大了，民心就小了。
更可怕的是，人人以當官為榮，以無官為恥。大學生畢業，寧可在家啃老，也要等 “公考”；研究生讀完，不進實驗室、不下車間，一心只想進機關。我見過一個孩子，學的是生物工程，成績優異，導師勸他留校搞研究，他搖頭：“搞研究有什麼用？十年八年也評不上職稱，不如考個科員，至少有編制。” 這話讓我心驚。一個國家的未來，難道要靠編制養活？科學、藝術、農業、手藝，這些真正養活人的行當，反倒成了 “次等選擇”？
我想起我年輕時，在棉花加工廠扛包。那會兒，工人們雖苦，但腰杆是直的。我們常說：“咱不靠誰賞飯吃，靠力氣吃飯。” 可現在呢？年輕人見面，不問你做什麼，先問：“你有編制嗎？” 仿佛沒編制，人生就低人一等。這哪是社會進步？這是靈魂的矮化。
官，當然重要。治國理政，需要能人。但一個社會若把官職捧到神壇上，那就危險了。就像我們村的老黃牛，原本是犁地的主力，可一旦全村人都圍著它轉，給它戴紅花、餵精料，它反倒不耕地了，整天昂著頭在村裡遛彎，等著人來拍馬屁。牛尚且如此，何況人？
我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過，權力像酒，喝一口提神，喝多了就醉，醉了就瘋。當官的若被捧得太高，離地太遠，就會忘了自己是誰。他不再聽見莊稼拔節的聲音，不再聞到糞肥的氣味，不再知道一個農民為交不起學費而徹夜難眠。他坐在空調房裡，批著文件，以為天下太平，實則民怨已如野火，只差一陣風。
更可怕的是，當 “當官” 成了唯一體面的出路，腐敗的土壤就肥沃了。人人都想當官，官位就成了稀缺資源，稀缺資源就有人買賣。於是，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暗箱操作，裙帶關係，像野草一樣瘋長。我聽說有的地方，一個基層崗位，幾百人報名，其中多少是真想為人民服務？又有多少是衝著那點權力和油水去的？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當是百花齊放的。有人愛種地，就讓他當農民，種出金燦燦的麥子；有人愛教書，就讓他當老師，點亮孩子的眼睛；有人愛修機器，就讓他當技工，擰緊時代的螺絲；有人愛寫小說，就讓他當作家，講講人心的曲折。官，只是其中一種職業，不該是唯一的燈塔。
我們高密有個老鐵匠，姓孫，一輩子沒當過官，連縣裡的農具比賽都拿過獎。可村裡人提起他，無不豎大拇指。他打的鋤頭結實，鐮刀鋒利，連縣裡的農具比賽都拿過獎。他常說：“我打鐵，不為升官發財，只為對得起這把錘子。” 這話樸素，卻比多少官話都真。
可如今，這樣的孫鐵匠越來越少了。年輕人都不願學手藝，嫌髒嫌累，嫌 “沒前途”。他們寧願在辦公室裡抄抄寫寫，也不願在車間裡揮汗如雨。社會評價體系變了，勞動不再光榮，權力才叫體面。
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孩子不再以當官為夢想，而是說：“我長大要當個好醫生，救更多人”；“我要當個科學家，讓莊稼長得更好”；“我要當個廚師，做出讓人幸福的飯菜”—— 那才是一個真正健康的社會。
官，可以尊敬，但不必膜拜。權力，可以使用，但不可迷戀。一個社會的尊嚴，不在於有多少人當官，而在於有多少人安心做自己熱愛的事，並因此受到尊重。
我寫小說，從不避諱寫官。我寫過清官，也寫過貪官；寫過為民請命的，也寫過魚肉百姓的。但我始終相信，官，是人做的，不是神。他可以犯錯，可以被監督，可以被批評。一個不敢批評官員的社會，才是病態的。
所以，別再把當官捧上天了。讓我們重新尊重那些默默耕耘的人：種地的、教書的、修路的、掃街的、開飯館的、寫劇本的…… 他們或許沒有權力，但他們讓這個社會真正運轉起來。
一個健康的社會，永遠不應該讓當官成為最上等的職業。
它應當讓每一種誠實的勞動，都閃閃發光。
—— 莫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