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 年 7 月我國 16-24 歲勞動力失業率達 18.9%，雖較峰值略有回落，但仍維持在 16% 以上的高位（見圖 1）。這一數據背後，折射出中國經濟結構深層失衡的系統性矛盾 —— 青年失業已非周期性波動，而是產業結構、財富分配、教育體系等多重因素交織形成的結構性難題。作為觀察中國經濟的窗口，青年失業率的高企既暴露了轉型期的陣痛，也為理解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提供了關鍵線索。
一、現狀：青年失業的結構性特徵
圖 1 顯示，2025 年青年失業率曲線（紅）始終高於 2024 年（黑），尤其在 7-8 月攀升至近 19%。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數據不含在校生，意味著真實失業壓力更大。與成熟經濟體不同，中國青年失業的核心矛盾並非經濟周期下行，而是勞動力供需的結構性錯配：一方面，傳統製造業因自動化升級持續削減低技能崗位；另一方面，高技術產業雖有擴張，但對人才的要求遠超普通高校畢業生的能力邊界。這種 “升級過快、適配不足” 的局面，使得青年群體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
二、深層邏輯：多重失衡的惡性循環
青年失業率高企的本質，是中國經濟長期結構性失衡的集中體現，其根源可歸納為五大矛盾：
（一）產業結構失衡：效率提升與就業吸納的矛盾
過去三十年，中國製造業通過 “機器換人” 實現了效率躍升，但代價是低端崗位的大幅收縮。據測算，每引進一台工業機器人，可替代 3-5 名流水線工人。然而，高技術產業（如半導體、人工智能）的就業容量有限 —— 一個芯片廠僅能創造數百個高端崗位，卻淘汰了數千個傳統崗位。這種 “技術替代效應” 與 “高端崗位瓶頸” 的疊加，導致大量青年要麼 “無崗可就”，要麼 “學非所用”。
（二）房地產泡沫：財富透支與消費萎縮的聯動
高房價已成為家庭財富的 “抽血機”。央行數據顯示，城鎮家庭住房資產占比達 59%，而房貸餘額占可支配收入的 40% 以上。當六成收入用於還貸，居民被迫壓縮教育、醫療、文化等彈性消費，導致內需疲軟。企業因訂單減少不得不裁員，進一步推高失業率，形成 “高房價 — 低消費 — 高失業” 的惡性循環。更嚴峻的是，房地產產業鏈（建築、裝修、中介）吸納了約 2000 萬就業人口，其下行周期直接加劇了區域性失業。
（三）教育與崗位脫節：“學歷通脹” 背後的技能荒漠
高校擴招讓高等教育普及率升至 60%，但專業設置與產業需求嚴重錯位。某互聯網公司 HR 坦言，“我們需要的算法工程師，高校培養的是‘代碼搬運工’”。這種 “教育 - 產業” 斷層導致兩個結果：一是企業抱怨 “招不到合適的人”，二是畢業生感嘆 “讀了四年書還是找不到工作”。據教育部統計，2024 屆高校畢業生中，僅 32% 從事與本專業相關的工作，其餘多轉入外賣、直播等低端服務業。
（四）低端服務業的 “就業蓄水池” 困境
外賣、網約車等平台經濟雖吸納了約 8000 萬靈活就業者，但這類崗位存在 “三低” 特徵：低收入（平均月薪 4000-6000 元）、低保障（僅 28% 從業者繳納社保）、低穩定性（平台 algorithm 導致訂單波動劇烈）。青年群體被迫 “降維就業”，不僅浪費了教育資源，更因收入低下無法承擔房貸、育兒等責任，進一步抑制消費，形成 “就業質量差 — 消費能力弱 — 經濟活力降” 的閉環。
（五）區域失衡：虹吸效應下的 “就業洼地”
東部沿海城市集中全國 70% 的高新技術企業和 60% 的高校畢業生，而中西部省份則面臨 “人才外流 — 產業薄弱 — 就業不足” 的困境。某中部省份人社廳數據顯示，當地高校畢業生留省率不足 30%，多數流向長三角、珠三角。這種區域分化不僅加劇了東部城市的就業競爭（如北京碩博畢業生爭搶街道辦崗位），也讓中西部家庭因子女異地置業背負沉重債務，一旦遭遇失業，極易引發債務違約和社會矛盾。
三、破局之道：系統性改革的迫切性
解決青年失業問題，需跳出 “頭痛醫頭” 的思維，推進結構性、制度性改革：
（一）產業政策：從 “效率優先” 到 “就業友好”
在推動製造業升級的同時，需保留適度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服裝、玩具），並通過稅收優惠鼓勵企業雇用青年。更重要的是，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 研發設計、數字經濟、健康養老等領域每創造一個崗位，可帶動 2-3 個關聯就業。例如，上海張江高新区通過 “產學研聯盟”，讓高校實驗室成果轉化為企業訂單，創造了 10 萬個高端崗位。
（二）房地產：構建 “居住屬性” 的長效機制
堅持 “房住不炒”，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將土地出讓收益的更多比例用於公共住房建設。同時，探索 “房產稅試點”，抑制投機性需求。只有讓房價回歸合理區間，才能釋放家庭消費潛力，為企業創造更多訂單，從根本上緩解失業壓力。
（三）教育改革：從 “學歷導向” 到 “技能導向”
推進 “職普融通”，擴大職業本科招生規模（目標 2035 年占比 10%），推廣 “現代學徒制”—— 學生一半時間在學校學理論，一半時間在企業練技能。例如，德國雙元制教育模式下，青年失業率常年低於 5%，值得借鑒。此外，高校應建立 “產業需求預警機制”，及時調整專業設置，避免 “千校一面”。
（四）社會保障：築牢 “安全網” 與 “緩衝墊”
擴大靈活就業人員社保覆蓋範圍，試點 “平台經濟從業者職業傷害保險”；提高失業保險金標準（目前僅為最低工資的 90%），延長領取期限；建立 “青年就業見習補貼”，鼓勵企業接收應屆畢業生實習。這些措施不僅能穩定青年預期，也能減少 “怕失業而不敢消費” 的預防性儲蓄。
（五）區域協調：打造 “多極增長” 新格局
通過 “飛地經濟”“產業轉移園區” 等形式，引導東部產業向中西部梯度轉移。例如，江蘇蘇州在安徽宿州建設的 “蘇宿工業園區”，已吸納 10 萬當地勞動力就業。同時，加大對中西部高校和職業院校的支持，培養本土化人才，減少 “孔雀東南飛” 現象。
四、結語
青年失業率高企，本質上是中國經濟從 “要素驅動” 向 “創新驅動” 轉型的陣痛。破解這一難題，需要政府、企業、高校協同發力，既要尊重市場規律，又要發揮制度優勢。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失業不是市場的失敗，而是政策的失敗。” 唯有通過系統性改革，才能讓青年群體共享發展成果，為中國經濟注入持久活力。